在我西三环的办公室里望出去，天气很好的时候可以看见北京的西山。我这个办公室在京城的西面，而如果在我北四环亚运村的办公室望出去，即使在天气很好的时候，也需要望远镜一样的眼力才能看到西山。北京是个从来都是等级有序的地方，南贫北贱、东富西贵，西面的香山是当年达官贵人别墅的所在地，所以占了个“贵”字。

还是从我西边这个三十层的办公室望出去，这次可以往下看。周围是好多国家机关的所在地，是那种前苏联式的房屋。这种房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挺舒服的，挑层很高、房间很大。作为办公室或者住家来说，除了换个顶灯比较麻烦以外，其他还好。

北京给我印象就是个阶段性政治都市，每一次政策与执政思想的更迭，都能在城市中找到一种相应的对照建筑，整个城市的味道就总是留着一代一代改变过的痕迹，互相之间没有什么有机的连接。如果你在城里走上一段，你可以看到四合院、大杂院、前苏联、小白宫、绿帽子的大楼、全身金色的大楼、全是玻璃的大楼，然后转回来还能看见故宫。

据说北京是最不容易迷路的城市，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以外，每条路都是正南正北走向，有一条偶尔不是这样的街都会被郑重其事的标注出来：李铁拐斜街。只是在这个城市里，亲和性不是很多。倒不是因为路过于直白，而是因为其这几百年的特殊地位，对外部的人总是有些排斥。即使普通百姓从心里是不排斥的，有些油滑的京腔也让人觉得热情不足而滑头有余了。何况还有户口——北京的户口于国人，可能大致相当于美国的绿卡于国人的关系。在这个地方，我脚下的路从来没有迷失过，而心里的路是不是如同这个城市表现显示的那么横平竖直，真的是不好说。

我走过大城市里，东京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东京是很用心的地方，不论在任何的角落，都可以看出日本人那股把匠人精神发挥到极点的劲头。在东京可以找到世界上你想要的所有东西，还能找到你永远都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找到的东西。

某一天晚上，在银座疯狂观光后，日本的友人请我们去他家里坐一坐。他的家里是个典型的日式房子，前面是个精心铺设的日式花园。一个比洗脸盆大不了多少的水池、几从植物、两盏石灯。从客厅里端茶细品的那一刻起，半个小时前在银座的疯狂就全都消失了。几人端坐喝茶，偶然说上两句话。这位朋友是一位磨刀的匠人，陪着我们的同时，拿出一个古代的枪头开始在磨石上磨开了。呆坐数小时，尽兴而返。过一个月再去，枪头已经磨好，灿然如新。

恍惚之间，总是觉得东京这个地方不应该是在日本，而是应该在中国。看上去那些味道很熟悉，是一种血缘的感觉在里面。只是人家在保存自己古老的文化的同时，把现代性又发挥到了极致的程度。两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如同昨天晚上还在涩谷放肆的花季少女，今天穿上和服表演茶道一样。古与今的结合处，大家各得其所的生活着。据说东京的生活是很紧张的，晚上从我的酒店窗口看出去，到处都是灯火通明的写字楼。但依然有人悠然的生活在这个闹市里，并且能用一种悠然的工作换取合理的生活。东京就像是日本著名的伊势神宫，茅草顶每年要重新铺一次，但永远都是一个程序与一样的东西。日本人把新铺的茅草顶也称为古迹，东西是新的，但精神没有变。

与东京的水乳交融相比，纽约就是那种现代到后现代的城市。至少在我走过的那一部分是这样的。与北京相似的是，纽约是个阶段性经济的展示会。从郊外的住宅区一直到市中心某些地方颓败的住宅区，都是经济环境变迁的标志。

嘈杂、多样化，是纽约最初给人的印象。这里大家似乎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小群人，形成各个不同的团体，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过着不被干扰的生活，只要你遵守法律，没人关心你在做什么。当年我所受的教育是资本主义国家里人情冷漠，从某种意义上这是真的。

可是，纽约的另外一面，外人是很少了解的。这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组织，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或者义工。这些东西往往都是免费的。很多纽约人不是参加着这个义工组织，就是那个社工组织，给自己完全不了解、也没有任何交情的人做义务的服务。有时候这个城市就像是带了一个面具在后脑勺，从那个方向看，脸都是不同的。

等我回到北京以后，总是发现自己带着东京与纽约的某些记忆。北京始终是一个处在歧路上的城市，被无数的力量所左右着城市面貌、风情，以及命运。既不能真的去保存着自己的文化的同时，把现代化很好的融合在城市里面，又不能有能力完全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干脆重新开一天地。在新与旧之间的震荡，比中国股市可是厉害的多了。

所以，在走了这么多地方以后，有时候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很伤心的城市里。向前看的时候，北京因为政策的限制，没有办法建造真正意义上的高楼大厦；而向后看的时候，该破坏的地方也都破坏的差不多了。号称有着多少年文明的古城，古意所在，尽是曾经的穷街陋巷；时人所居，全是不高不矮楼房。

总是在调整与过度中的北京，对于一个真正的老北京来说，是一个记忆无存的伤心之城。

出差回来，例牌去看牛博的几位大腕写的帖子，土摩托老师自然是必看的。看到土老师评论华南傻逼的帖子的时候，觉得有几句话要是说。

土老师的意思大概可能也许是既然大家都知道是假的，还这么关注就实在是太傻逼了，应该去骚着这帮王八蛋。这话好像有点问题。

要是这事就是个傻逼打算忽悠一下也就罢了，问题是周正龙那两万块是财政的钱吧？那是我们的税款吧？如果让他忽悠过去了，建保护区的钱也是我们的税款吧？就这个理由，就值得当一次傻逼——没办法，如果不当这种傻逼就成了清醒的顺民了。

更何况我们都能理解，这是一个从上到下的造假流程，这个流程如果不是持续的关注，即使追回了奖金、取消了拨款，但还是有关的政府部门觉得我们老百姓都是傻逼，是可以随便忽悠的。这就是个两难的境界了：关注了土老师认为挺傻逼的，不持续关注，官府就更把我们当傻逼了。两害相权，得，还是别让官府觉得我们是傻逼比较好。

上面我说了一个词，叫做清醒的顺民。大家其实全都不傻，但怎么就成顺民了？就是因为觉得这就是个很普通的常识，我知道你是假的，或者说有人已经写过了全过程就完事了。清醒固然是清醒，但你就是等不到官府会对你的态度有所改变。这就是另外一种顺民的模式啊。

当然，我不是说土老师是清醒的顺民，而是说就这个事情来说，或者说就这种事情来说，还是要有点韧性的，一定要坚持到造假者的谎言受到惩罚为止。如果这算是傻逼，连岳老师关注劈叉事件算不算？

俯卧撑事件之后，一般人都想着估计有个屎盆子正在等着参与的老百姓，因为事先已经是定性了的：一小撮某某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云云。这是我们这里的常用手法。

但今天的这条消息多少有些让人意外：贵州官方分析此事的原因，总结了五条，最后归结到“民众有怨气”上。而怨气的原因自然是当地政府办事不利、不能为百姓做事。

这事好玩的地方在于，最初的反应其实是条件反射型的，类似事件一出来，首先就是这么个反应，比巴甫洛夫那些倒霉的实验用狗的反应都敏捷，虽然经过了大脑，但可能没经过管思考的那部分。后来的反应是经过了大脑皮层，但这正好跟条件反射出来的话语形成了悖论。先开枪再问为什么。

看见这玩意儿，头一个感觉就是这是新型的“罪己诏”。话说当年有皇帝的时候，国家出了大事或者天象示警，皇帝一般都颁布一个罪己诏，以说明万方有事、罪在朕躬的道理，接着倒不是皇帝退位，而是宰相倒霉。即使不辞职，也要表示辞职的意思。大致这事的意思是皇帝负个形式上的责任，宰相因为是实际政务实行者，所以要负更大的责任。

罪己诏的真实意思，其实就是个“寻找替罪羊诏”。因为不是具体的官员，即使负上某些责任，也不过是个领导责任，跟那些具体事件的当时官员之间，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不知道当年这种罪己诏的效果如何，反正现在我是不会相信的。因为这根本不是个“主清于上、政乱其下”的问题。

替罪羊诏书一颁布，估计这事儿基本就算是定性了。“一小撮”与“不明真相”估计就不会怎么说了，群众的眼睛最终还是亮的，或者说至少群众是有原因的。换几个官员看来是必然了，追究老百姓的力度将会降低了。

要说起来这未必是坏事，至少比起以前还是有进步。可有一个事情我想知道：从这个罪己诏后面，到底怎么解释那“一小撮”。另外一个想知道的是，是不是以后每次事件都要出到近乎揭竿而起的手法，才能有一个勉强能接受的结果呢？如果真是如此，那可真是要遍地烽烟了。

好吧好吧，我要承认自己的眼界确实不够宽广，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实在是被震惊的不成样子：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统战部副部长涉嫌抢劫被刑拘，随后被铁西区检察院批捕。

抢劫何时无之，很多官员们虽然不明抢，但暗抢百姓的辛苦钱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公开游戏了，只是这位官员的抢劫确实有非同凡响之处。主要是他一个是抢当地的名人，二是抢来的东西也不动用，分门别类的登记造册。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反正我看见了只有一个想法：这人看来是把抢劫当作业余爱好了。

应该说这是史上最牛的业余爱好之一了吧？说到古怪的业余爱好，当年非洲某国逊帝尚在位的时候，其业余爱好——偷窃所有来访嘉宾财物——已经够惊世骇俗了，吃人肉的阿明自然更胜一筹，加上这位的行径，当可算是鼎足而三。象这位先生把业余爱好如此认真经营者，甚至不是那些人能够比的——偷窃皇帝几乎是公开其爱好的，基本上相当于玩笑性质，阿明总统也只是把人肉放在冰箱里，与这位登记造册等行为不可等量齐观。应该说这位先生是以专业精神在做这件事。

除了佩服这位老兄的业余爱好之与众不同外，我从常识上判断这事儿，应该说他心理上是有毛病的。记得去年某地出台了一个政策，是说当地政府要更加关注公务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当时被我撰文大大的嘲讽了一顿，意思是说老百姓承担的生存压力足够大倒是没人关心，公务员不论是待遇还是工作的稳定程度上来说，怎么关心也是派不上前列的。

但看来我是错了。这个错了不是说上面的判断有啥问题，而是说确实应该多关心公务员的心理健康，别让心理上有啥太过分的隐疾的人担负管理社会的工作。此“关心”非彼“关心”，主要的意思不是让公务员拿着大众的钱去看心理医生，从而让自己生活的更心安理得，而是害怕诸如有这种异常牛X的业余爱好的人，堂而皇之的坐在那里——老实说，抢劫这事毕竟他还是下班才干的，要是赶上喜欢吃人肉而又管理食品安全的，估计这事儿就实在是比较可怕了。

当然，有这种极端业余爱好的人毕竟是少数，并不代表整个公务员群体在精神状态上出了什么大毛病。可这种心理预防机制还真是要建立才好。在看到这条多少有些骇人的新闻前，我正好浏览了一个朋友的博客。这位朋友是有心人，搜集了大量的关于城管部门野蛮执法的照片。有些时候你不得不想，具有暴力倾向的人真是不该进入这个行业。而现代心理学是不是能有效的把具有暴力倾向的人筛选出来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应该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研究的吧，不然在国外挑选公务员的时候，也不会把心理评估作为一项很重要的录取指标了。

或者可以这样说，在任何涉及到公共事务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事务时，具体进行操作的人，最好都接受一下心理方面的测试与评估。无他，主要是这些岗位出现任何后果，都不止是牵涉到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利益与安全，而是会牵涉到大众的利益与安全。这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所应该做的事情。

万物有价，好多看上去或者说出来是无价之宝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有一首广为大众所知的诗里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直接就说爱情有价。想想也是，离婚这事除了孩子以外，分财产也是重头戏，谁说爱情无价来着？总是可以定价的嘛。

这诗后面两句是想说“自由”对于我们更重要，重要到超过生命与爱情。自由也分两种，一种是精神或者权利上的自由，比如“思想无禁区”、“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之类的。还有一种就是狭义的人身自由。前一种是不是有价格我不知道，但后一种往往是有价格的。价格多少，基本可以推算出来。

推算这个完全不用很高深的数学，四则运算就可以了。报载，广东某银行高管被人陷害，遭了六年的牢狱之灾。六年后终于沉冤得雪以后，自然第一件事就是提起国家赔偿。他认为“自己被错拘、错捕、错判,人身自由权、名誉权、财产权与精神均受到严重侵犯,故以侵犯人身自由、90个月的工资损失、精神损害等原因,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要求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州市检察院赔偿其损失共110多万元”。

六年的牢狱之灾要求赔偿110万，出事之前他的职位又很高，感觉上不是什么不靠谱的事情。但判决下来以后，广东省高院认为，被错误羁押2480天的人身自由赔偿金应为246288.8元。看到这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计算器，拿出来摁了几下就算出来了：每天坐牢折合99.31元。也就是说，这位先生的人身自由大致的价格是每天不足100块钱。

按照这个价格，我们甚至可以推算出一个人一生的人身自由值多少钱，各位可以自己确定一个有希望活到的寿数，然后按照这个价格进行一下换算，大致就能知道自己这辈子的人身自由值得多少银两——请注意，这位先生是银行的高管，如果不到这个层级，请自动按照百分比递减。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么多诉讼请求，到最后只赔偿了这么一点儿？判决书里是这么说的：由于工资、社保、公积金等损失及精神损害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故不予支持。工资、社保、公积金等损失，法院建议由这位先生向原单位申请补缴。当然，既然法律规定如此，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是觉得这个单位挺倒霉的，员工被抓不说，有关部门抓错了以后，还要承担错抓期间的员工各类保险。您说这是招谁惹谁了？

关于精神损害至今没有列入到《国家赔偿法》里面，倒是应该说上两句。上面我说了，自由分成两种，一种是精神与权利上的，一种是狭义的人身自由。人身自由是好计算的，连我这种会计方面的外行，也大致能够计算出来，最多加上个工资上涨的系数。但一个人被错抓错判后关到监狱里面去，损失的仅仅是那些工资收入么？在这个问题上，相信每个人都不会认为他所损失的仅仅是那么一点工资，还有他正常生活的权利。

但对于这方面的赔偿，始终没有能够在法律上得到确认。有时候让人不禁怀疑的是，是不是在创制法律的人眼里，真的觉得老百姓是一个“物件”，或者真的是一颗螺丝钉。当国家权力机构发生错误以后，只要把这个螺丝钉放回原来的位置、并且上些机油也就完事了？如果不是如此的话，怎么可能始终不能承认，坐牢对一个人精神上的伤害，也不能承认一个错判对于公民精神上的伤害？除了否认人有精神与感情，我不知道这么做的道理何在。

如果事情仅此而已也就罢了，可一旦把公民的精神世界当作不存在，就会从根本上抹杀公民的人格意义。一个没有人格意义的公民，在法院看来会是如何的？那还不就是一件“行货”嘛。您看，最终就会有这么个循环：不拿你当回事、错抓错判概率增加、不赔偿你的精神损失、更不把你当回事。最后会成个什么样子，我就不说了。

诸位要是吃过饭了，请两个小时以后再看，免得糟蹋了粮食。如果不介意，请欣赏词两首。我先说明，颂圣的玩意儿见得多了，这样颂圣的确实没见过。郭沫若他老人家泉下有之，估计从此不会觉得自己晚节不保是啥特别没脸的事。

江城子
　　废墟下的自述
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钗头凤
　　川之吟
　　山青秀，水碧透，峰塌须臾河毁骤。城飞歌，乡飘乐，楼崩灵折，村消屯破。祸。祸。祸。
　　国殇忧，八方吼，令发京城动九州。红旗烁，军歌越，救川举国，不弃一个。魄！魄！魄！

请看“纵做鬼，也幸福”之类的话，除了觉得“汝，王八蛋也”以外，有没有一种从心里觉出来的寒意？这是在为死者代言，让死于灾中的感到幸福。我操你大爷，这他妈有给洗衣粉代言的、有给汽车代言的，居然还有给死人代言的！是这些人的家属也就是了，你远在千里之外，为那些血肉模糊、或砸或闷与死于缺水少食的被难者代言，说他们即使死了都是幸福的？！你妈了个逼！

尤其操蛋的是，这些人死了都还被糟蹋，被当作是歌功颂德的原材料。或许活着的时候，他们真的希望能面前有台电视，能够看到他们可能很想到现场去看的奥运会。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泉下有知，除了希望看见自己还活着的亲人能够好好生活外，他们能想着看奥运？请让我再说一句：操你大爷！

中国某些文人无耻到这般田地，确实是超出了我的想象之外。余秋雨的那个“保持动人的气氛”言犹在耳，这里又出来一个绑架死人来颂圣的王八蛋。我是个无神论者，但这次真的希望老天爷哪怕就开眼一次，一个响雷劈死这个王八蛋吧。

PS：这足够载入最无耻文字前十名的诗词的作者，让我隆重的为大家介绍一下：王兆山 
山东沂南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1977年参加工作，历任山东省出版局文学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副秘书长，《当代文学》杂志副主编，山东省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山东文学》主编，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二级。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继宣布地震中死去的孩子已经成佛、含泪劝告这些孩子的父母要保持动人的气氛之后，我们的余秋雨先生没有继续写出一些更深刻的、足够载入中国无耻文字排行榜的作品，而是转身就成为了一个行为艺术家，在自己的博客中，大量转载了一些其他人的作品。为了使这种行为艺术的意义更加彰显，挑出其中的一些来请大家观赏。

标题：我知道他们是谁（上海师范大学  霍斯铭）
文字：余秋雨先生的那篇博客《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凡是看到过的人，只要是神经正常的，没有人会反对。听说那些灾民听了转达也都接受了。余秋雨先生赞扬中国政府、军队、武警、医生、国内外救援队的努力，竟然被批判成“御用文人”，我相信目前全世界赞成这种批判的不会超过四、五个人。

标题：请教余秋雨先生（北京大学  钟离）
文字：教书多年，阅人亦众，一直有一事很想请教。您每次遭受攻击，结果都增添一次光彩，这是怎么回事？

标题：我们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南宁：高元）
文字：我是已故杨长勋教授的学生，而杨长勋教授是著名的“余秋雨研究专家”，写过《余秋雨的背影》、《守护余秋雨》等著作。
此外，人所共知，他还通过对中东、西亚、南亚边缘地区的数万公里贴地考察，第一个向文明地区报道了恐怖主义的危险和存在状态，这比911的发生早了很久。因此，日本、韩国学术界把《千年一叹》说成是“我们亚洲人对世界局势的重大发现”，两国都在第一时间全部翻译了。

标题：那些灾民被说服了（德阳救援中心：康震）
文字：余秋雨先生在博客上对于请愿灾民的柔声劝导，我在帐篷里看到了，很感动。我给同帐篷的伙伴看，大家都说好。我们把余秋雨先生的那些话向他们复述了一遍，高兴地发现，他们全都点头了。

看完这些东西，唯一年头是：老天爷啊，星宿派的掌门丁春秋先生终于又降临人间了！神龙教的洪安通教主终于又找到可以附身的躯体了！他不是一个人！一瞬间，所有曾经被歌颂而脸无愧色的王八蛋们，全都站在了他伟岸的躯体里面！

所以，看见这种号称有文化的大师，我就总是在怀疑，中国的文化真的是一种谦逊的文化么？稍微有点廉耻的人，都不会这么堂而皇之的把有关于自己的马屁如此的展示出来吧。连不知道谦虚为何物的泰森都不会这么不要脸。行为艺术玩儿到这个份儿上，要不是先天缺乏感知羞耻的能力，还真的很难有其他解释。

骂完余秋雨，现在说说司马南老师。跟司马老师不能向对余秋雨似的，上来就直接骂。原因有两点，其一、多年前就认识，虽然只有几面之缘，毕竟是认识的人；其二、既然曾经是媒体的同仁，长篇大论讲道理的时候，不可与余秋雨等同视之。

司马老师连写三篇，看来是招数用尽了。第一篇完全是情绪，完全不具备讨论问题的基础；第二篇基本是扯淡，但确实有点信息含量。只不过这个信息含量的深意，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很简单，在批评南周报道或者评论的时候，司马老师最犀利的武器之一就是对方总是摆出一副“普世价值”的思考方式，并且在司马老师的臆想里，对方是中“西毒”过深了。这个我们讨论起来实在是太长，暂且不说“西毒”的问题，只谈谈中“西毒”的问题。

结果任何人通读第二篇全文都会有个感觉：这到底是谁中毒了啊？摆开事实讲道理的司马南，居然还是拿国外报道说事儿。大致的意思如下：“连国外报道都夸了，你们怎么能如此？怎能？！”这个逻辑是说，连批评报道的老祖宗这次都是夸奖了，你们这些学生怎么能反其道而行之呢？看上去是用子之矛攻子之盾，慕容家族的绝世武功重现江湖，乾坤大挪移百战百胜。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儿。

南周就是学人家的批评报道或者其新闻价值观，也只是行动上的，比之司马老师要差远了。他这个逻辑背后，其实是一种很深刻的自卑心态作祟。我们都知道，年轻的时候要是喜欢上某人，往往嘴上是不说的，更多的是表示一种轻蔑。可当自己真要找个标准的时候，往往以对方的眼神为依归。

如果就此来说，我们来看看司马老师的眼神走向就清楚了：原来说的这么山响，还是要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嘛。甚至其内心的标准，都以别人的标准为参照与依归。学别人好的地方总是好事，要是一边说别人不好一边又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世间万物的话——相信好多人年轻的时候都犯过错误，单恋少有成功的道理也是在此。司马老师岁数不小了，这么幽深的心理还能表现在一言一行当中，青春期真是够长的。

青春无敌未必是坏事，可能司马老师第三篇才是真正的精彩纷呈、谬误百出。青春无敌的时候，看着谁都是情敌。比如司马先生第三篇大作就把矛头指向了美国，字里行间全是美国那点烂事儿。关于这个我没意见，总是把爱国跟反美放在一起，然后HIGH的下不了床（肉唐僧对此句亦有贡献），正好是青春期的特征之一。

问题是不论普世价值到底是如何，干嘛上来就把这好事跟美国绑在一起呢？您看，上面我说了，司马先生其实是最爱美国的，有事没事都琢磨着跟这个国家之间的联系。给司马先生上个普世价值的课未免小瞧了其学养，只是提醒一下，现而今说起普世价值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词汇固然是西方的，但绝对跟美国不能画等号，那玩意儿是欧洲的原产地。

当然，以司马老师的学养，马上就能举出欧洲国家的一堆烂事儿来证明那里也盛产的都是一帮强盗小人。要是我再往前推一下，大致就到古希腊了。古希腊也有不少烂事儿怎么办？我们就可以把所有西方的东西称为垃圾。中国古代也有一堆烂事儿怎么办？——司马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说：人类就是一堆垃圾？

要是不承认人类是堆垃圾，就总是要找出那些能让人类文明繁衍至今的一些共性吧。这些共性东西方好像也没啥差别，就跟司马老师喜欢谈的科学一样，没有中国的科学或者西方的科学之分，都是科学。顺便说一句，司马老师这么痛恨普世价值，科学的精神是不是普世价值？至少应该是普世价值？要是您说不是，这些年您到底是干吗呢？

至于说司马老师把民族认同弄成国家认同、政府与国家之间随意偷换概念，就在是懒得说了。至少在思想上青春期至今还没有过完的司马老师，出现这种硬伤还是正常的。

在这里，我倒是想说说另外一个现象。我是看其他网站的转载时看到司马老师的文章的，结果发现在很多词汇中都加上了奇怪的符号，相信上网比较多的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司马先生曾在媒体工作过这么多年，当年的书里，好像还记载过自己打伪科学的时候被如何对待的经历。请教一下，当年你在举国迷狂的时候站出来说话，也深有不能发言的体会。甚至今日别人在转载阁下“颂圣有成”的大作时，都要被迫阉割其词组。如果我们代换一个场景，一直到现在都经常进行的颂圣表演，与你当年面对的情况如何？到底现在是批评的报道多，还是依然颂圣之声过于强大？笑蜀或者南周这点反对的声音，与你当年比较起来，即使不是一个领域，但从言论的角度说，有什么区别么？

当然，从你第二篇文章的标题来说，颂圣这件事阁下是优为之的。只是我个人觉得，在一个报人或者是知识分子来说，颂圣这件事未免肉麻了一点，被当作枪来用，也不是什么好事。尤其是阁下的大作被想要歌颂的对象阉割的时候，不知道这杆枪是怎么想的。

余秋雨按耐不住自己吻疮舔痔的冲动，终于在某种政治正确的形象下跳出来了。还居然是他妈什么“含泪劝告灾民”。含你妈逼什么泪呢？充其量也就是鳄鱼的眼泪。我倒是觉得他含是含了，不过是跪在灾民的尸体上给某些人物口交。含了一嘴，跟他眼睛没啥关系。

之所以说跟他眼睛没啥关系，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主人是干吗的？孩子死了都不能哭出来，也不能知道到底是为什么，甚至没有权利去问为什么，这是他妈的主人啊？我觉得这不是主人，这是高呼天恩浩荡的奴才。动人的气氛？动什么人？谁要这种气氛？在感动得你余秋雨大鼻涕横流的时候，这些人的痛苦是不是在你来说有一种审美价值？装逼也不是这么个装法吧。

在举世都尊重人权的时候，你要求这些灾民为了不给国家丢面子而忍气吞声，这是面子吗？这应该是最大的不要脸。只有价值观扭曲到跟央视新楼那样地步的人，才会觉得让老百姓忍气吞声是一种面子。只要不到这个程度，谁能说出比这个更不要脸的话来？

如果说不给所谓反华势力借口，最好的方式不是把烂疮给说成艳若桃李，而是告诉别人做错了什么，以后应该怎么改正。要是以前错了，现在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只能是错上加错。就是真让所谓反华势力给利用了，最多算是人家给了你一巴掌，你这么一欲盖弥彰，就有了借口让别人再给你一记耳光。这个道理真的这么难以明白么？行文到这里，我都开始强烈怀疑余秋雨这厮说这些话的目的了。按说怎么也是个大学教授，不应该这么傻逼啊？装的还是成心如此？

所以，少拿灾区老百姓的痛苦来装饰你那种政治正确的口交行为吧，不装逼会死啊？

（关于司马南的明天再说）

晚清野史中，记载了清朝季年时，有所谓的“翰林四谏”，其中一人是宗室（皇室后裔）宝廷。此人在放某省主考的时候，不顾其翰林兼国家论才大典的考官的身份，竟在回程的时候，娶了个小妾。这应该不是什么有意思的故事，不过是又一段名士风流的传说罢了。

这个小妾据说是“九姓渔户”的后人。“九姓渔户”的故事出自明朝尚未定鼎中原的时候。其时也，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虽然称帝，但他的对手陈友谅依然兵强马壮。潘阳湖一战，要不是周颠周大仙救驾，也就没有了后来的明朝。

由此，太祖恨陈友谅入骨。可惜，陈友谅已经死在战场，没办法拿来好好的炮制一番了。于是，太祖下令，陈友谅手下抵抗最激烈的9员大将的子孙，从此只能泛舟江湖，不允许踏上大明的土地，这九姓只好开始了长期的水上生活，并且不能与其他姓氏的人通婚嫁。后来，将军的血气渐渐失去，竟做上了卖笑的勾当。到得清朝，已经成为众香国的一个分支，称为“花艇”。与秦淮、苏杭的风月交相辉映了。

要说起来，这“九姓渔户”的故事，在我们这里是连绵不绝的连续剧，虽然主角不断的变换，“主旋律”是不会改变的。在我朝一系列的运动中，这“九姓渔户”的故事不断在继续着。原来是“黑五类”子女，后来是其他借口，反正是要人工造就一批贱民，并且让这些贱民本人不能翻身外，其子女也不能正常的生活。曾有一个人，怀疑了一下流传千年、并且被本朝所默认的“血统论”，就此身陷囹圄，并最终丢了性命。

我一直认为，“株连”这种刑罚，是为了让任何人产生对亲属的不忍而放弃反抗。其实，这种刑罚最重要的意义，是在被迫害人的周围建立起一道围墙，让他们永远沉沦在社会的底层，没有说话的机会。这种剥夺了发言权利的形式，才是更有效的消灭反抗的方式。

宋朝苏东坡先生词云：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可惜的是，江海不能寄余生，因为连水上也是“王土”。除非漂泊海外，如梁山的混江龙李俊一般。

“九姓渔户”在被歧视了两百多年后，有些人走上了苟活一途。后来的时代中，不少当年“英勇”的战将，被某些力量吓怕了，自己认错，乖乖的接受了成为贱民的“机会”。这段日子离现在不是很遥远，以至于我们很轻易的就可以看到这些人没有脊梁的样子。还有些人是不甘心这样的命运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个叫储安平的人，据说是死在了水里，但至今没有找到他的尸体。这样的人，比较象“九姓渔户”中的某些人，把反抗的精神传了下来，在经过了两百多年后，明末那段烈火焚天的日子里，继承了这种精神的人，终于奋起反抗，把大明朝送走了。

这几乎是每个王朝中贱民故事的翻版。在这个的时候，祭奠一下那些死者与生者。虽然有些人自己愿意成为贱民与奴才，就象“九姓渔户”的后人以“花艇”过活一样，但还是有些人把刀枪藏在船上——总有用得着的日子，既然不能有容身的寸土，那就“与汝携亡”好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尤其对于所谓改变人性或者改变生活态度这种说法，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可能是做媒体的缘故，屡教不改倒是很常见，浪子回头是因为太多的屡教不改才能成为新闻的。有不相信的人尽可以观察一下从监狱里出来的人，到底是洗心革面的多，还是把去那里当作进修的多。

这次汶川地震虽然损失未必多过当年的唐山大地震，但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当年。这个倒也没什么奇怪的，在资讯如此发达的时代，一个事件的关注度是与资讯传播成正比的。更何况当年是政府包打天下的时候，救灾基本就是政府的事，与普通百姓的关系不大。而这次不论是那位自己组织工程机械奔袭千里、入川救援的“中国首善”，还是牛博网的老板与网友自费去做救援与赈灾工作，都表现出民间前所未有的参与度。

参与度的提高与资讯的相对透明，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爱心与眼泪倾盆而出，国人发现了自己还是会为某些事感动与愤怒的。不论是生死之间的情义，还是临阵脱逃的老师，大家发现自己忽然对于陌生人开始倾注了感情。

于是，有报纸做了调查，结果是这样：许多人对于工作、生活、社会的态度也正在发生改变。中国青年报与搜狐教育频道联合开展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4309人参加），88％的公众认为这场地震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82.1％的人表示会更加珍惜生命，努力学习和工作，去创造更大的价值；70.7％的人表示会献出更多的爱心；28.5％的人表示“人生苦短，我要更多地享受人生的快乐”。（《中国青年报》5月30日）

前面我说了，我这人基本是个悲观主义者，对于这么多人说是因为一场地震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这种话，基本处于半信半疑之间。原因很简单，这几乎是一种瞬间的情感刺激，就像地震的烈度超过了很多房子的抗震等级一样，这种突然的刺激也超过了很多人的感情承受能力，所以有这种情感的爆发。

但就像地震震坏的房子终究还是会重新盖上一样，或许在亲身经历的人心中产生的刺激永远不会消退，但在旁观者的心中，感情这东西还是有自愈能力的。前些年印尼海啸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别说那些人不是你的同胞就可以说没有付出感情。人类遭遇的每次灾难，都是一种记忆，而记忆是会愈合的一种伤口。

要说真的有所改变，我也从来不觉得会是这么大面积的改变。生活还要继续这种陈词滥调固然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点就是，生活确实在继续着，没有多少改变。努力学习、工作与更多的享受人生，都要看你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并且获得足够的报偿，如果没有的话，我是不会相信生活能有什么不同的。

如果说真的有所改变，我想不会是这种所谓的“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而是生活本身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比如说一向没有监督的中国红十字会，通过这次的事件可能会开始被监督了，大家以后能够清楚的知道，那些我们的爱心款到底是怎么花出去的。或者是民间的NGO组织在这个事件里集体亮相，从此走到了社会的前台。

更可能的是，以后的灾害报道能够更透明，让更多的人知道最新的情况，而不是象以前一样总是说好听的。这个报道模式要是真的有了改变，比改了多少世道人心都有作用。或者是通过这次不够迅速的接受国际救援支持，找到一种更迅速的国际合作通道。最重要的是，可能我们全国学校的教学楼都会检查一遍，让我们未来的孩子，不至于死在教室里。

所以，我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只有一半，另外一半是一点希望，是寄托在某些制度的改变上的。我所知道的是，世道人心是个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说它改变了也好、没改变也罢，总是有相空虚构的嫌疑。只有制度上的转变，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能够让我们的社会真的有所进步，这些生命才能说不是平白逝去的。

四川灾情伊始，各地救援与慈善组织纷纷行动。其中，掌握资源最多的除了政府就是所谓民间最大的慈善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但在中国红十字会进入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揣测与怀疑的声音出现了，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红十字会收取“管理费”的话题。杯葛的理由是中国红十字会提取比例过高。其中更多的人隐含的话是，在这次特大的天灾面前，任何关于管理费都是不适当的。

近日，红十字会的官员出来向网民说明“公益组织为保证项目实施，从捐款中提取不高于6.5％的项目支持费符合国际惯例。”但在这次大地震中，“中国红十字会并未从救灾捐款中留取任何行政经费或管理费。”

关于是否提取管理费的问题，相信自有相关的部门去关心，我等非专业机构，只要最后去看财务报表也就是了。但我个人担心倒不是管理费的多少，而是这个费用这次不提取了，那下次救灾的时候，该如何处理呢？

道理是这样的，组织救灾或者协调行动确实会产生成本，管理费的收取也无可厚非。问题不是管理费是否收取，而是这次因为这种情况不收了，下次因为另外一种特殊情况也不收了。可红十字会总是要有运营经费的，羊毛总不能出在猪身上吧？

说到底，这还是一种“特事特办”的思路。我们这里总是有一种思维方式，一碰到大事就完全忘记了遵循原则，马上就把事情当作了天下第一要务，不论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不论什么话都可以说、不论什么资源都先用人海战术堆上去。

这种方式的行为，固然是在“特事”发生时可能有效，但最终造成的后果则是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制度与原则，来监督与管理所有的流程。到最后，“特事”固然特办了，成功与否虽然不好说，但毕竟可以让人感觉到效果，而平时的工作则少有监督与管理。我们可以想想看，到底是“特事”发生的机会大，还是平时的工作更重要、更能体现这些机构的价值？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吧。

换而言之，如果平时就透明与公开的收取管理费，让大家都知道这些钱到底是怎么用的，到这个时候谁会说管理费收之不宜？甚至大家都不会想到还有管理费这种事，因为这些机构平日的表现已经得到了大家的信任，我们能够相信他们把钱用在了最应该用的地方。

所以，收取管理费与否不是重点，其背后的含义更多的是对于某些机构平日里透明度不高的一种应激反应。众所周知的是，某些机构是我们这里最大的慈善机构，在某种程度上，除了必须由政府调动的资源外，他们是最具有资源调度能力的地方。如果在这个时候被质疑，只好连与“国际惯例”相吻合的地方也不顾了，反而做出了违反国际惯例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倒是更愿意让这些机构继续按照国际惯例行事，6.5%的管理费看上去不少，但如果能换回对这些机构严格的审计与财务监督，恐怕这个代价还是值得的。欣慰的是，在这条新闻后面红十字会说明“从今天起，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将邀请第三方审计机构提前进驻中国红基会，直接参与对地震救灾捐赠款物接受和拨付的过程监督和后期的审计工作。国家审计署的工作人员也将在近日进驻中国红基会。”

希望这个能成为常态。